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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旻《邓局长》:残酷中年爱情日记  

2009-12-14 13:39: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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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旻《邓局长》:残酷中年爱情日记 - 朱白 - 朱白的博客(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爱情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古今中外不断地有人愿意讲述她、阐释她,每个人对她都有发言权,而且没有对与错,都是人类的箴言。世上不存在一种爱情是错误,哪怕沾上几层荒诞的色彩,只要是爱情,永远都有美好在里面。总是有人在试图探讨和表述爱情,用文字来表现爱情,也许是矫揉造作的絮语,也许是庸俗的陈词滥调,也许是煽情而轻薄的鬼话,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情是人类必需的情感之一,不可替代,无法涂抹。
  在文学题材上,爱情这个主题消磨不尽且永远说不明白。爱情的类型各式各样,角度千差万别,但对于作家来说,要靠诚意和才华来呈现爱情;对于作品来说,要以说服力来征服读者。以我个人的鼠目寸光来看,上海作家张旻凭借他笔下的“爱情”,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最有诚意和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当然,这样的判断你也可以不同意,毕竟我不是统计员,而只是一个看过小说、喜欢抒情的人。
  在看到张旻的小说之前,我甚至得出过一个不靠谱的结论:中国人是不适合写爱情的人群,至少当代文学呈现出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我们要么虚妄,要么卑微,而这些都不是对爱情最为妥帖的表达方式。比较而言,我不认为贺奕的《身体上的国境线》、北村的《望着你》、鲁羊的《鸣指》等等称得上是爱情小说,这些小说跟“爱情”有关,但不见得找到了击中爱情的子弹。即便一直喜欢甚至愿意听从韩东的《我和你》(突然想起来,以上这些人的名字在所谓的当代文学版图上多少跟张旻产生过交集),我也不觉得韩东写出了所谓的爱情真谛:《我和你》的男主人公在爱的面前更多的是表达了一种卑微,除了因为真实而展现出来的爱情颗粒外,爱的细节以及美好都未充分展现——《我和你》没有像韩东以往的小说那样让人充满惊喜和满足。
  跟以上这些写作者相比,张旻的小说有一种踏实的经历感,一种真实的现场感。在读张旻小说时,总会让人产生一种恍惚。好像这个叙事者既不是亲身经历者,也不是被动的虚构者,而是一个高高在上、洞察了世间真相的“先知”。一个中年男人,但凡经历了或喜或忧的爱情之后,怎么能够还如此清醒并真诚地写出那些有关爱情的细节呢?张旻笔下的这些中年男人,无一例外深深地爱着“爱情”,“爱情”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重要到生活的美好几乎百分百地要靠他们百折不挠追求的“爱情”来展示。过于执著爱情的追逐之路上,难免会遇见可以称之为“残酷”的东西。如果将《猜火车》、《燕尾蝶》、《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电影的类型,称作“残酷青春” 片的话,那么张旻一系列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则可以称作为“残酷中年爱情”的日记体小说。正是这些一段段残酷中年日记式的小说图景,令“爱情”这个伟大的文学主题在眼下的中国当代小说中不至于长期缺席。
  张旻的小说总是把个人视线集中在一个中年男人或卑微或平庸的爱情之路上,他愿意对这个人物赋予最深情的关怀,用最具个人情感特色的故事将一个个中年男人的爱情细节和爱情观呈现出来。他以往的中短篇小说,比如《爱情与堕落》、《芳心一片》、《破绽》、《我想说爱》,说不上情节吸引人或者语言充满魅力,但独特的视角下总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柔软地藏在其中。在个人阅读的记忆中,师范学校里一对师生在老师宿舍里发生一段暧昧的场景,某个舞会上男女迎着音乐用身体交流的场景,中年丈夫望着妻子与他人在自己刚刚装修好的新房中深吻的场景,这些都成为张旻小说里朴实无华的情节和语言。正是这些鲜活并肉感十足的细节,让爱情这个怎么说都有几分美好的词,可以光明正大地存于中国当代小说中。
  张旻的这部最新长篇小说最初发表在《收获》上时叫《谁在西亭说了算》,无论是《邓局长》还是《谁在西亭说了算》,都没以前那种直接切中“爱情”主题的名字厉害,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披了一件凶案小说的外衣,有一个头尾相连的悬念。但是,我仍然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一部实实在在、彻头彻尾的以爱情为唯一主题的小说。它讲述的仍然是一个中年男子被爱刺伤后,痛得连连叫出声音的故事。当两个女人从主人公邓涛身边相继走掉时,那种痛的体会是对爱情的一种堪称完美的诠释。爱情总是充当那个美好而伤感的角色。比如说,生活中你不能没有爱情,没有爱情的生活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对的;而生活又往往需要你时而体会一种痛,这种对痛的体会只有爱情最合适给予。
  张旻的小说从来都是平实而没有半点华丽或者晦涩的,甚至在写法上也有老套的嫌疑。他从来不会一惊一乍地写一个故事,运用复杂的技巧描写某个情节的时候也少见,所以你可以抱怨这位作家实在太注重修辞和技术了。但,正是这一点,让张旻从形式上与上世纪九十年代那一拨从事先锋写作的作家区分开来,这样坦诚而忠实于自己艺术感受的写作方式,在当代作家中显现出一种罕见的诚意。在我看来,这种平实而厚道的“返潮流”写法不是因为特立独行而显得卓越,而是因为作家忠于生活本质、懂得用恰当的形式展现自己的内容,仅凭这一点,就使张旻绝对称得上中国当代少有的懂得“分寸”的作家。
  我得承认,个人的眼光永远狭隘,所以本人从来不觉得当代中国作家合格、懂分寸,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拿出合格的、懂分寸的作品。贾平凹、阎连科,这些都是身处一线却拿不出一线作品的作家。比如贾平凹的《高兴》,道貌岸然地揣测小人物的命运,这压根就不该是小说家干的事,而是编剧在串通主题和剧情时做的工作;再比如阎连科的《丁庄梦》,靠短暂体验生活得来的故事,始终是没有根基的宣传式工具。所谓体验生活,实在是泯灭了小说家这个称呼。而张旻这些个人体验式的“私性”小说,我觉得至少是一种富有诚意的、跟作者自己发生了关系的作品。至于《邓局长》的叙事“老套”,是张旻小说中一以贯之的,不要期待这位作家会突然带给你一部形式上无比新颖的作品,对故事情节的期待也是不靠谱的。张旻用许多许多年的时间,写的就是一些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那些言说不尽或许也是多余的情、卑微低下但无比高亢的爱,没有一个故事逃得出世俗生活。但是张旻有一种魅力,能让他的读者一次次地陷入他所营造的情感细节之中,这份细节之美,构成了每一次阅读的惊喜和之后真正的期待。
  曾经一度,张旻被批评家列为“新状态”小说家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形式感和故事的选取角度,甚至价值观和所宣扬的气场,都不同于当时其他的“新状态”代表。事实证明,只有坚持自己的喜好,才能使一个小说家变得成熟并走得更远。当年所谓的“新状态”诸人,要么早就是没了状态,写不出来东西,要么就是因为没有了持久的喜好而改行干了别的。写小说本来就是一件寂寞并无法第一时间得到回报的行当,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瞬间出手就可以被承认并得到相应回报的伟大的小说家,在这世上实在是太少了。更多的写作者只能是在有生之年依靠顽固而持久的喜好来充盈着自己每一天的写作。别以为卡夫卡的例子听多了就以为到处充满特例,要知道,像卡佛、布考斯基这些牛逼的桂冠作家在有生之年全都没享受到写作换回来的面包。不可能指望人人都像马尔克斯、库切或者奈保尔那样幸运。
  相信对于张旻来说,写小说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他愿意为之付出。否则的话,作为一个出过几本书也不缺发表机会的小说家,在今天竟然仍然不能得到应得的认同和理解,早就应该独自怨天尤人而不是继续写下去了。喜好是小说家的前提,也是维持一个小说家“在路上”的随身信物。我这样理解一个迟迟没动笔去写小说的人,以及一个写了很久然后半途折返回去或者改行干点其他行当的人——这些大概都是因为喜好的不足够吧。
  记得王小波死后不久,当时还是作家的朱文说过“我们真是冷漠啊”,他是在感慨这么好的作家竟然没有人知道。在信息爆炸、资讯海量的今天,冷漠的事情更是每天都在发生。看看那些花里胡哨的情感故事方式(比如《他想说爱》)、不靠谱的伪畅销书和地摊读物的模式(比如《良家女子》)、半遮半掩的纯文学小众形式(比如《情戒》),再回头看看张旻的小说,看看他可怜的知名度,我只能再次感慨时代的冷漠。
  凭借着《堕落与爱情》、《他想说爱》以及《邓局长》这样几部对人类爱情世界不断向纵深挖掘的小说,用一种爱情絮语般的格调和语言探索人类自身的情感世界,张旻已经成为他那一代小说家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掰着手指头数一下当代小说家,名字也许如雷贯耳,作品也许早已等身,在读者心目中也许也留有位置,但是说到文学的终极价值之一,即打动人心,这一点恐怕很难筹足双手的指头数吧。在我的视力范围内,那些不成气候的小说家缺少的不是技术,甚至也不是诚意(一些人在文学面前流露出来的虔诚表情是不容置疑的),也许他们匮乏的是心灵,如果用一种极其伪真实的被感动的情绪去描写一个故事,无论如何,这个故事都无法真正击中人们的心灵,更何况一部卓越的小说正是要击中你我心灵最柔软的部分并产生巨大共鸣——仅仅使用看上去妥当的方式、貌似聪明的手段,是无法抵达文学的。
  毫无疑问,当代华语文学是低级的和拙劣的,跟眼下的华语电影和中国足球一样,不管大家怎么夸奖、赞美某部电影,欢呼某场国内男足比赛,都要明白一个前提:这种夸奖、赞美和欢呼,首先是建立在卑微、低级和拙劣的大前提下的。认了吧,聪明的读者、作家、评论家们,这是最坏的时代,这只是最坏的时代。看看现有的文学作品,腐朽而陈旧,庸俗而浮躁,廉价而轻薄,四处洋溢,各方飘洒。只有先承认这已经是最坏的,才有可能发现一些并非最坏、似乎还可以、说得过去、甚至卓越而诚实的作品。当然,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现实,问题也不大,谁还没有可笑的经历呢?只是别企图用一种固执而无知的表情来宣告我们已经多么先进,可笑的皱纹会深深烙入你的嘴角和眉梢。
 
 《邓局长》张旻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一版 293页,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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