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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的“家欲”危机 ——格非【春尽江南】  

2011-11-06 17:26: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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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看【春尽江南】的时光是美好的,写这篇的时候也是美好的。】

【《春尽江南》,格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第一版,376页,35.00元】

  中年男人,人生到了似乎可以停住脚步观望周围美好的年纪,这样的年纪当然也是屡尝人间新鲜和盛开的年纪。但没人规定“是该如此”,所谓理所应当自然不合乎情理,一个男人到了中年就可以“仗势欺人”,在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之后还要在人间流露些许猥琐和龌龊,这当然是还没有成为中年男人的那些男人所不允许的。有人说中年男人不存在什么危机,身体能搞、物质基础牢靠,正是所谓的人生美好季节,但从“我手写我心”的角度来说,格非、张旻、苏童等一批作家到了中年时期,他们写到中年男人的种种不安、聒噪都在情理之中,而往往能够打动作家的故事又是卑微的、凄苦的,甚至凌乱的,那自然就是所谓的“危机”。

  格非的《春尽江南》正是这种在作家本人人到中年之后的长篇作品,事关当代,但又并非处处触碰所谓的社会危机,他更关注的是“人”内心的危机。当人之身体在机能尚且完整运转、内心世界无比巨大之时,他的注意力也自然更多地集中在精神感受上。包括我们对物质的迷恋、对名牌和奢侈品的专注,都可以放在身体的另外一个角度上——精神——去理解,它们呈现出来的都是我们对内心的一种感受。

  有人说中国当代这么多奇幻的题材,甚至它们是人类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文学史上未曾描述过的,为什么当代作家面对如此时代却长久缺乏表现,他们在显得无能的同时更是表达了一种懦弱。我倒是觉得,当代社会题材当然可以表现,但也不一定就得人人沾之,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囿于时代的作品,你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畅销书不是也有黑社会、拆迁、暴力等题材吗,问题不是你写了什么,而是你写得怎么样。换个角度来看,怎么写、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你愿意追随宏大的时代脚步你就去追随,你愿意关注内心的片刻感受你就去关注,这些都可以做得很好,也可以做得很糟。再退一步讲,所谓的社会题材只是文学命题的一种,如果满眼尽是整齐划一的揭露、戳穿、颠覆,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外形式的荒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学比这些都要客观、宏大和深厚。

  所以,我不觉得格非如此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代人甚至个人的内心感受上有什么问题,这本书也并非宣传中所说的“探索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内在精神演变的”作品,它不可避免地跟当代社会发生了关系,但它的着力点更是在个人的内心和周遭境遇的改变上,荒诞、炎凉、悲戚,这是人类的共同命运,无论你如何挣扎这一生,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格非用长篇小说,用跌宕的情节,用有人情味的故事,用善变和讨好的语言,用简单明了的因果关系,充分表达了这样一个核心内容。如果像书的封底介绍说的那样,“深度切中了我们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格非的这部长篇小说《春尽江南》则会显得很轻薄,甚至在“时代症结”的衡量标准下称之为一部失败的作品也理所应当。但幸好这种概括不一定是作者的意思,这部长篇小说的核心部分,跟症结或者时代关系不大,它是人的小说,它是关于人的情欲、关于人的感情、关于人的家庭等等原始问题的小说。

 

  

  关于家庭的欲望、在家中发生的欲望故事,生活中不见得在人人身上都能精彩发生,但至少是无法回避的一个常态。《春尽江南》主人公“端午”有家也爱家,他和辗转结合的老婆有一个体面的家,家中有无比疼爱的儿子,还有虽拌蒜不断但也算和谐顺畅的妈妈,可家中之欲正待爆发。曾被“端午”遗弃在荒郊的老婆“家玉”是家中之欲的参与者,甚至她和“端午”一样都是所谓家欲爆发的缔造者。“家玉”借北京开会认识了年轻的情人,激情一夜,暧昧而还原了人类原始的冲动,娇嗔而坦率地爱欲成河,你不能将之全盘否定,甚至无法当机立断判定这并不美好——“家玉”在爱欲危机之中妥当地扮演了她所能扮演的那个角色,蒙骗丈夫,激情会友,尽情甚至嚣张地释放,斩断情缘,坦率面对……你找不到“家玉”有什么不妥之处,只不过她可能仅仅是“端午”前后出轨和暧昧的一个借口——作者的安排尽显跌宕起伏情节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失去了人性原本存在的张力。

  与格非同时代的作家,当年风生水起的一代先锋小说家,如今尚有如此创作热情和成果的不多。格非应该算是其中挣脱掉时代束缚的少数作家。今天已经没人再会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形式写小说了,但过往的精彩和辉煌一定会令人怀念,甚至从精神上难以摆脱。可谁又能说清楚眼下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小说呢,“与时俱进”对真正的作家来说并不一定是个好词,它有时候更会成为笑柄和显得轻浮。

  不能说格非的新长篇有刻意讨好读者的嫌疑,但至少他在文字和故事结构上的确做到了比以往更通俗易懂,还有恰到好处的煽情,估计也会令格非的读者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一位爱读书并对书中人物“绿珠”有无限好感的上海女孩,在小说并不复杂但足够煽情的情节过后,对“家玉”的死以及她所采取的死法伤痛不已,蒙头大哭是她的读后感之一——这当然是煽情的好处了。格非用力抓住了敏感的女性读者,也用他所擅长的充满迷醉的表达方式吸引了文学青年的拥戴。

  问题也不在于在争取读者这件事上做出的努力,作家用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令更多的人喜欢他,这在古今中外都没问题,问题是如今谁还有兴趣去了解一个诗人的生活以及他眼中的世界呢?《春尽江南》以一位在地方志工作的中年诗人为叙述主体,“端午”眼前的世界就是这部小说所要展示的。“端午”写诗的才华不用评价,他以诗人身份去生活才是值得琢磨的事情。即便诗人,对这种或几分熟悉或几分向往的生活,也无多少兴趣去旁观阅读别人的“诗生活”吧,他们有工夫还不如自己去参加必有老板参与的那些华丽而堂皇的诗歌节呢。

  这里的描写除了为没有小说中的诗人那么高级的现实中的诗人提供一种庸俗的模板以外,还能有什么功用呢?如此说来,小说的诸多情节倒可以给当下的诗人活动家提供一个样板工程去参观学习,如何组织聚会、如何运作诗歌节、如何成为这个时代里冠冕堂皇但依然是诗人的行为准则。出口成脏、以庸俗当见识的报社社长“徐吉士”,用流氓手段忽悠起来的诗歌研讨会,这些小说中的情节作为当下有志之人的教案以备学习,应该是小说中这类描写最积极的一项功能。

 

  

  诗人“端午”在招隐寺征服文学女青年,再凌乱地抛弃她,时光跨越到二十年后诗人与这位曾被抛弃的女青年的婚后生活,他们生存在当代中国过分粗暴的现实中,孩子、父母、同事、朋友以及周遭的一切遭遇都难免染上一层“诗人看世界”的色彩。在家庭生活中,“端午”尽力做好父亲、丈夫和儿子的角色,虽算不上强悍,但至少算是合格;在朋友中,他敦厚老实,不张扬不虚荣;在单位则更显得与世无争慈眉善目。风趣、善意、与世无争是他身上的标签,尤其是有一个在事业上强悍的老婆,他就更需要这样的性格来维系生活。

  当身边出现诸如拆迁、上访等跟当代社会息息相关的关键词时,“端午”更是无一例外地暴露出他与世无争的性格来,他从不对这些发表看法和意见,更多的是侧身“躲过”,但作为读者无疑你又会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猪脑的人。“端午”的软弱和中庸更可以看成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特征之一,他们不抱任何幻想,更不愿意献媚,与其说屈服,他们更愿意承认自己是了然一切之后的放任和犬儒。这种看似聪明的态度,实则常常给人以愚蠢的把柄。“端午”的诗无关时代,“端午”身在时代之下却无视时代痕迹,这里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通过某种意外或者策略成为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让一个聪明人软下来,看来历代用的都是同一个办法。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所有有关拆迁的案子,一概不接!”中国作家或者说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个盛况空前的当代中国就只有这么大的力气了。一方面意犹未尽地舔尝自己那些所谓诗人身份下的悲伤与感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忍心就这么放弃如此斑驳的社会现实,那么浅尝辄止则是一种超级省力讨巧的方式。

  在地方志工作的主人公,自然可以优雅熟练地观望自己的人生,即兴的幽默和艳遇也自然是情理之中,除此之外,小说家还安排了一些与社会景象近一点的身份,比如报社社长“徐吉士”,身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老婆“庞家玉”,他们既参与社会景象的缔造,同时也成为一种视角去观望这个社会发生的巨变。但是这些都是浅尝辄止的证据,与其马杀鸡般地抚摸不如放弃做到真正的视而不见,个人觉得,格非处处小心又不忍放弃的做法,除了讨好那些浅薄的读者以外,对小说本身来说实在是看不出有任何的好处。

  《春尽江南》跟很多当代题材小说一样,难免要写你我身边的那些丑陋的人,他们极尽猥琐之能事,这也是读这类小说时常要犯恶心的原因。作者写得越好,这种恶心情绪也就越猛烈。《春尽江南》中的“绿珠”是唯一让人无条件喜欢的角色,尽管她数次找不到自我,愿意以放逐的方式去伤害自己、背叛他人,但这是一个善良和单纯得让人发慌的女孩,也就是说她身上有一种罕见而纯粹的美,她越不靠谱,离这个斑杂凌乱的世界就越远。格非在对她的刻画上有了出人意料的美,更有超脱现实的命运安排。

  我以为在一部小说的最后出现的人物并交代其结局的,都是重要人物。“绿珠”毫无疑问是作者用力去写的一个主人公,格非最后这么给“绿珠”以交代——“她已经联系了沈家巷一家街道办的幼儿园。他们欢迎她去那儿当一名老师。绿珠告诉他,几年来的漂泊生活,让她感到羞愧和疲惫。她希望在鹤浦定居下来,过一种踏实而朴素的生活。她还强调说,在当今时代,只有简单、朴素的心灵才是符合道德的。”我以为,“绿珠”是一个成功触碰了当代青年人心灵的人物,不是神来之笔也是苦心营造的一个人物。没有这样的结尾,于人物是残缺,于小说是断章。

 

 

  格非无疑是当代作家中的学者型作家、文笔老练的高手、善于思考的智者,但这离我们心目中的睿智、坚韧、优雅的大师作家还有距离。他不断问世的作品,没有真切问候这个复杂甚至迄今不可描述的时代的笔迹,没有成为当代国人生存迷离之时的一种力量,没有在通往人性的长途客车上让我们找到一点先贤的踪影,没有在琐碎卑微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记录……就《春尽江南》来说,格非所动用的心力对他那样的作家来说太微不足道了,留给读者的期许之后的遗憾也就越发明显。

  对格非这样的作家寄予希望,并非读者的一厢情愿,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他早已功名成就坐拥人间真善美;从功力角度来说,他是从上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作家中气息尚存的一个,对那些对中国文学尚存余念的读者来说,对格非寄予希望都是情理之中。但上述评说里你看到了,不尽如人意是主调,他能更好,却在更好的路上轻易就折腾死了自己。如果非要对比,近来出版的另外一位作家李海鹏的《晚来寂静》似乎更妥帖地记录了“人”,相比大时代叙事、空洞的时代记录和不尽如人意的诗人内心独白,凡人的个人成长更是一种低调但却不可或缺的印记,从卑微中洞察出人性的幽暗之光,这是优秀作家的品质。如果加上个人主观色彩,我更喜欢另外一位更年轻的作家曹寇的作品,《越来越》尽管是部短篇小说集,但里面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更有一种相对这个时代来说悠长的回味。他们不是悲剧的主角,却接二连三地上演充满悲伤的戏码,他们面目模糊,却更似你我,从城乡接合部缓步走来的不是什么风云传奇,而是带着你我身影的凡人肉身。

  从某种角度来说,寄希望于当代作家作品,其实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绝望,作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绝望的人,他们既非圣徒也难轻易就给我们一把打开迷雾之锁的钥匙。格非、李海鹏、曹寇都不是救世者,他们给出的也只有一份坦诚的绝望书,时代之困的呈现和破解需要更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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